《实话实说》说了6年，央视名嘴崔永元就是一期一期说出来的名主持。2001年年初，他就根据谈话类节目增多的情况，将《实话实说》的风格进行了调整——开始拿新闻热点来开说：张忠义从菲律宾武装绑匪处归国，于是就请来张忠义；米卢带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决赛圈，又请来米卢；于保法跨洋作证，当然也不能放过。

在拍摄节目之前，于保法就想着和崔永元接触一下，了解一下需要准备哪方面的内容，但将这个想法告诉《实话实说》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崔永元是事先不和嘉宾接触的，这样做出来的节目才真实。

山姆·科兰一家也被请到了制作现场。内莉当时正在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陪安德雷斯接受治疗，而山姆是专程从美国飞过来的。

崔永元还请来了电影《刮痧》的制片人郑晓龙作嘉宾。

谈话的焦点自然还是山姆夫妇要来中国给安德雷斯治病反遇起诉，无奈之下山姆将于保法骗至美国，出庭作证赢得官司这一事件。

郑晓龙的观点很明确，他说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于保法也认为，这一事件的本身，说明中美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审美取向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和郑晓龙观点不同的是，这种文化差异，除了有民族差异在里边之外，还有一种美国人总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种骄傲的情绪在起着作用。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说很多女孩子到了美国之后，很快就把头发染黄了，眼睛上也贴上蓝膜，变蓝了。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她们适应美国社会很快，但另一方面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她们的思想意识里，同样有一种对美国的崇拜。正是因为她们觉得美国更富有，美国的一切更先进，她们才去效仿人家的，这就像穷人在很多地方都效仿富人，乡下人效仿城里人一样。这样的结果是，美国更加无法真正了解中国。

他说美国看中国是俯视，而中国看美国是仰视。

他说美国就像个富佬，它总觉得中国就像个乞丐，它根本不可能会去仔细观察你，所以它也就根本没看清楚你的全貌。

而山姆·科兰却固执地认为，就这个事件本身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文化差异问题，而是医疗制度问题，是美国医生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医疗事业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只要是商业，在操作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金钱利益，而不是考虑病人的利益。美国联邦法律又侧重于医生这一方，所以使这个利益更加膨胀，所以美国医生不让他们放弃化疗来中国。

交流当中，本身的文化差异就出来了。

相对而言，我倒更欣赏山姆·科兰的说法，因为，病症是没有国界的，是意志很难左右的，而制度却是因国而异的。

相对于“人治”和“无为之治”，法治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法治堪称迄今人类社会所能建构的相对理想的一种权威性制度安排，法治是“最好的人治”永远不可企及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因为所谓“最好的人治”永远只能是想象中虚幻的“乌托邦”。然而，法制本身就是一种有缺憾的制度文明，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人无完人，法律又何尝不是如此。法制的局限性根源于作为主体的人类的“无知”（有限的理性）和人性的变幻莫测（善恶兼容）。毋庸置疑，美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国家和民族之大幸，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之一。然而，片面地不切实际地夸大法治的功用则是不足取的，甚至会产生负面的破坏性效应。

从安德雷斯转院治疗而引风波可以看到，美国简直是“法律万能”了。但是，这种所谓“法律万能”的论调不过是“法律工具”的变种，意即通过强大的舆论支持和“话语霸权”将法律吹捧为一种不仅可以规定社会，而且能够改造社会的无所不能的万能工具，这其实是典型的构建理性主义孽生的怪胎，它盲目迷信人类理性。

其实，法律和道德永远是一对令无数哲人和智者煞费苦心依然无法完全破解的矛盾，二者的冲突和交融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西方有句著名的谚语：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也就是说，世俗和精神两个领域的事务应当分别交由政府和教会管辖。参照这一谚语，不妨对美国的法律和道德领域进行一种说教：把法律的领域还给法律，把道德的领域还给道德。也就是说，法治在原则上不能干涉和侵蚀道德的调整范围，道德自律领域往往是与法治无涉的。企图将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私人生活、教育子女都统统纳入法律的管辖，这种“致命的自负”所遮蔽的何尝不是法治的悲哀？

不管是电影《刮痧》中的故事，还是山姆·科兰一家的际遇，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法律是有很大缺憾和很多局限性的，法律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也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美国人在享受法律带来的福音的同时，也应注意消解法治的“话语霸权”所遮蔽的潜在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警惕过于张扬的法治观念对私域（私人自治领域）自治性的吞噬。人的希冀、想象、浪漫和热情往往是没有边界的，而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功用则是有边界的，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放在法治这个“魔瓶”中予以消解的。 

做完这一期《实话实说》节目，于保法还意犹未尽，说“有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完”。

关于文化差异，于保法认为，中国和美国的两种文化，都是在各自的骨子里、血液当中的，想要真正的融合和沟通，很困难，现在的交流和沟通还保留在一个表层上。这两年，看到国内许多青年男女把头发也染黄了，新潮也好，另类也罢，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学习的态度。他们想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样式，尽管这些模仿是表层的。

于保法说，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和改进。我们必须看到并且承认这个现实。

我想起了崔永元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名字记不清了，反正他是个中国通。

克林顿来中国访问那会儿，这位大使见中国方面对克林顿的礼遇规格如此之高，事后对崔永元说，中国不应该再是发展中国家了，因为我们国家在接待外国元首时，也不过像你们接待克林顿总统这样的规格，怎么还能算是发展中国家呢？

崔永元回答得很干脆，说我们的圣人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那是打肿脸充胖子。

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

中国人好面子，这本无可非议，但爱面子过了头，就会变得很盲目。

于保法说中国文化也有她落后的地方，而这种文化演变成政治就更难以让人接受。拿他决定回东平创办泰美宝法肿瘤医院为例，他已经往返在中美之间飞了78次。78次！八九百个小时的时间全在飞机上。为了自己的光荣和梦想，他不知疲倦在太平洋上空往返穿梭，以两种文化的撞击和整合来验证和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现在于保法就像个游牧民族的后裔，漂泊在中美之间。他说自己都感觉不到哪儿是自己的家了。在国内时，碰到某些社会弊端——本来很正常就能办成的事，真的办起来却变了味儿，非得用不正常的手段才能办成正常的事儿，这时他就想回美国。因为这类事情在美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但到了美国后，又因为深层的文化隔阂而思念祖国——美国社会的某些弊端同样令他无法接受。

我设想着于保法的心态：以一个游牧民族后裔的身份，来观察祖国和美国。并不具备草原血统的他，梦却与钢筋水泥的城市一向隔阂。而在两个国家的怀抱中，他既渴望归宿又寻找出路，他流浪的青春是不断加速的。每每那种时刻，如同巨大的呼吸，说不清给他灵魂的，是慰藉还是刺激？他就像堂吉诃德，像那个浪漫主义时代的最后一位骑士：他的风车在哪里呢？他的长矛在哪里呢？

美国不是他的故乡，对于他来说，美国是别人的国家，它的繁华、它的尊贵，全是属于别人的，但只要把一间实验室留给他就行了——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把一条清洁的马路留给他就行了——深夜里，他尾随一辆洒水车，风一样掠过美国人的梦境，对沿途的星级酒店、超级市场、银行、邮局、电影院视而不见。这才是他的美国，异域奋斗者的美国，子夜零点的美国。当男女居民纷纷入睡的时候，他还醒着，还在城市的梦里醒着。请不要盘问他是谁，在一个民族被忽视的社会中，在自己的精神被另一民族的精神磨盘挤压的城市，他是最后的哨兵，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请允许他以中国人的身份，在曲终人散的夜晚，在灯火辉煌的美国大街上，怀揣着古老的光荣与梦想，游牧美国。

而在中国则是另外一个世界，相对立的世界，也是平凡的世界。各机关单位之间的关系与人际关系，金钱与权力的竞争，政策与实施者的差异……这一切都使他神情恍惚。他几乎不愿上街，而更愿意躲进实验室做实验。因为一出门就无法回避这个时代由噪音、权力、齿轮与欲望混杂的风景。即使上街他的双手也下意识地揣在衣兜里，这注定他以保守的姿态与工业社会的文明擦肩而过——他怕他的幻想会破碎的，幻想是这个时代的易碎品。城市没有白日梦。城市没有勇气在白天做梦。白天的城市，哲学家一样清醒。

他想，总会有许多东西证明他曾经爱过、恨过、追求过，也失落过，直到由幼稚变得成熟。人总是生活在过程之中，就像一幅习作阶段的画，被太浓太淡的油彩，被过于生硬或过于脆弱的笔触所反复涂抹。这么一天蓦然回首，他发现他的一切都恰到好处，甚至当时最懊恼的败笔，对于其行程都是必要的。

于是，他不那么爱感叹了。

他曾经把自己回来建医院所遇到的困难和无奈讲给一位朋友听，朋友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一个男人为做某件事情而什么都不要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想，这有可能是他对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所抱的态度，使他的朋友有所感动吧。

于保法说，现在他的医院虽然步入正轨了，但他会经常想起创业初期那五味俱全的日子，那虽然磨难重重，却苦苦追求的心，并且深深地为之骄傲。那青春的每一下心跳他都记得，它是多么真实而值得怀念呵。因为他挺过来了，在最艰难时也没有放弃。

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和创业，《实话实说》一期节目，又怎么能说完呢！

于保法说在两种文化冲突中他必须寻找一个平衡点，尽管这样很累。其实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想什么时候能真正平静下来，进行医学研究，然后通过临床把这个研究做到最好，再去被更多的病人和医生接纳和采用。他打了一个比方。说美国妇女如果是患上乳腺癌——治疗乳腺癌的最好方法就是切除乳腺——但是，她们一般是不会接受医生将乳腺切除的治疗的，大多数人宁肯回家等死，也决不切除乳腺。因为在她们看来，自己从此失去女性标志之一，远远要比死去还痛苦。而中国妇女如果患了乳腺癌，她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做切除术，而不考虑自身的残缺。

有些中国医生只是表面——治病救人，而不考虑审美的人生。他说自己的“缓释库疗法”及“癌魔空间结构理论”就是基于中美文化之间的东西——融合而生的。